第四十一章

漠雪寒汐 / 著投票加入书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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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许佳凝这个时候已经到车站了,不一会儿车就来了,她庆幸自己还好没有迟到。www.Pinwenba.com许佳凝坐上车,但车子还没开,只听见检票员叫喊着还有几位乘客没有上车,那声音显得无气无力,或许是因为人太多的缘故,最后总算进来几个人,检票员唠叨了几句。许佳凝望着窗外,有些不忍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别的缘故,而她是一个人走的,没有人送别,当然也不会见识送别的场面。

    车子开动的时候,许佳凝心里不自觉的想到两个字:再见!这两个字成为最具深意的话,也不知道很多人在听见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否明白这其中的玄机。记得何其芳在其一篇文章《弦》里面写了关于再见的字:

    再见:到了分歧的路口,我们曾向多少友伴温柔的又残忍的说过这句话呢。也许我们曾向我们一生中最亲切的人也这样说了,仅仅由于青春的骄矜或者夸张,留下无数的长长的阴暗的中子独自过度着。有一天,我们开始衰老了,偶尔想起了那些温暖的辽远的记忆,我们更加忧郁了,却还是说并不追悔,把一切都交给命运吧。但什么是命运呢:在老人或者盲人手指间颤动的弦。

    当青春充满疼痛的思考,那么再见也是一种命运。车子渐行渐远,一点一点的消失在长长的长到没有尽头的高速路的那一端,像一往情深的告白,那么深切,也有着那么遥不可及的距离。

    吃过早饭,二婶将碗筷洗完之后,袁子文问二婶今天有什么事可以帮忙的,二婶忙说:“你回来家里应该有些事还要你忙,我们没什么可做的,这几天也是帮你大叔家干活。”

    袁子文回来的目的或许就是帮他们做一点事,至于自己家里,确实没有什么要紧的事,而当初,袁子文不想去爸爸妈妈那里,有一点原因还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怕不习惯不自由,而且爸爸妈妈住的地方已经很小了。

    袁子文跟二婶说:“这个时候,你们家里正忙,我爸让我回来就是看我能帮你做什么事的!”

    二婶说:“你回来一天了,你大叔也不知道,要是让你大婶知道了你回来连她家也不去,可能又会说别的很多话,反正我和你二哥现在也是给他家里帮忙,你今天就和我们一块给你大叔家干活吧!”

    二哥已经去了大叔家,在来喊袁子文吃饭之前他已经忙了有两个多小时了,此时正是收割的大忙季节,农家人这个时候都在野外忙着收稻谷,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袁子文对此再熟悉不过,袁子文跟二婶打了招呼,自己先去大叔那里了。

    袁子文听见厨房里乒乒乓乓的声音,大婶一个人在厨房里清洗着,她家那只白色的大狗在门旁边趴着吐舌头,对袁子文的到来虽然极力保持警惕,但是因为闷热的原因吧,它似乎还有点无聊的样子,懒得叫喊两声。袁子文不敢进去,就在门外喊着,那狗听见我喊了几声也朝天乱叫了几声,大婶在厨房里喝了狗一声,那狗悻悻的从地上爬起来钻到里屋去了,但似乎还是没有放弃警惕的偷偷回看了几次,大婶手里拿着盘子把头探出厨房,见到门外是袁子文,就走了出来。

    大婶笑着说:“哎呦,是文子回来了啊!什么时候回来的啊?”

    家里人都叫文子,小时候觉得还没什么,长大之后,那“文子”的叫法就像是“蚊子”,让别人一听,还以为家里经常有害虫一样。有时和他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,大婶家里蚊子本来就多,一只蚊子给她咬了一口,大婶一巴掌打过去,没打住的时候,总会来一句:“哎呦,你个死蚊子!”打住的时候,就会说一句:“哎哼,打死你个死蚊子。”然后把打死的蚊子给袁子文看,说道:“你看,现在的蚊子是真毒,吃一肚子血。”袁子文每次都是一笑,感觉一天要死好几次。大婶不管称呼乡人或其他的东西都喜欢带“子”字或“毛”字,喊张家媳妇,就叫别人张大毛,喊李家姑娘,就叫别人李二毛,水饺她说饺子,猪不管是大是小,是公是母,是黑是白,全部都叫猪娃子,有时让人觉得好笑,但有时又使人觉得很是别扭,就因为这事,大嫂不愿和他住一块,说孩子会受到影响,不过这倒也是真事,高中时暑假回来,有时小侄子就会来大婶家住一段时间,有一次看小侄子在旁边做暑假作业,发现小侄子的组词和大婶说话如出一辙,凡是动物的如像鸡鸭鹅狗猫鼠等等一律在后面加个“毛”字,凡是植物的如花草树木等等后边全加上一个“子”字,这让袁子文看了哭笑不得,大嫂知道后,埋怨是大婶教的不好,大婶斗大一个字都不认识,被埋怨也不好说什么。

    大婶一如既往的叫文子,袁子文都有点怪怪的,笑着回答说:“昨天回来的,大叔没在家?”袁子文一边答应着一边往里走。

    大婶继续到厨房做自己的事情,说道:“你大叔出去干活了,这几天哎呀我都忙死了,又是牛又是猪又是人的,忙都忙不过来,你二哥也来帮忙了!”

    袁子文听了,扑哧想笑,但没笑出来,转成了咳嗽,想来是革命路线没规划好,害得嗓子很不舒服,这一笑一咳,就好比是上了厕所别了半天却只放了个屁,联想到这个比喻时,自己都觉得恶心。小时候做语文分类题的时候,老师说苹果、梨和橘子属于水果,狗和牛属于动物,袁子文当初把人也归于和狗一类了,老师说自己错了,并解释说人是不属于动物的,袁子文那时动物和禽兽还分的不是很清楚,就问老师人是不是应该算作禽兽,老师一口水喷了出来,应该是袁子文倒了她的胃口,老师走下讲台,用书拍了袁子文脑袋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开窍,于是袁子文就问人不是动物也不是禽兽,也不是水果了,那算什么东西?老师说人都不是东西,由于袁子文刨根问底,老师没办法,只好说人是高级动物,原来人还是动物的。大婶一句话就道破了这如此深奥的问题,“又是牛又是猪又是人”,断章取义,未为不可。十几年来,袁子文至今还没弄明白这个问题,与此相同就是高中时思想政治里的一个问题,当时讲的课题是和意识有关的,老师举例子说:假如你打了猪,猪大叫了一声,其实猪是不痛的,因为痛是人的意识。从此以后,整个班的学生明白一个道理,学习是没有用的,觉得有用那是你的意识。于是,袁子文开始不好好学习,那年的期末考试,政治课评分班级理所当然排名全校倒数第一,听说后来政治老师被学校领导上了一回政治教育课。

    袁子文说道:“大嫂还在县城住么?”

    大婶在厨房已经忙完了,走了出来,叹了口气,说道:“你大嫂说家里面热,孩子怕热,就不回来了。你大哥一个人在外面打工,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,受死罪啊!文子啊,我跟你大叔俩人在家,天天奔命,也受死罪啊,你大叔他……”

    袁子文最怕听到的就是大婶这些话,这一开口就能追溯到孙悟空五百年前大闹天宫,然后再追溯到新中国成立,最后能一下子跳到百年之后,袁子文赶忙打断了她的话,说道:“大叔在哪呢?我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做的。”

    大婶“啊”了一声,说道:“看你说的,要你帮什么忙啊,又脏又累,你不怕把衣服给弄脏了!”

    每次听到大婶这样的话,总觉得心里有些不高兴,总觉得有些讽刺和虚伪。

    袁子文说道:“我爸就说你家现在一定很忙,特意让我回来帮你们做点事情的。”

    大婶说:“哎呦,是这样啊,那可好了!”大婶将大叔在哪告诉袁子文了,让袁子文拿了一个热水瓶带过去,袁子文提了热水瓶没说什么就走了。

    大叔在谷场打谷,谷场很热,袁子文远远的看见他和二哥坐在草垛的阴凉处,谷场里是汽车的嘟嘟声,汽车来回打转,大叔什么也没说,见了袁子文只是问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,别的也没多问,大叔一向话比较少,袁子文只是偶尔和二哥说几句话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开始将车子碾轧过的扁扁的稻草翻成蓬松状,然后车子继续碾轧,如此重复。其实这些事情完全用收割机一次性就可以完成,但是收割机浪费比较大,工作可能比这更麻烦,村人还是愿意用老办法解决,只是人苦一点而已,大叔是这么跟袁子文说的,而且家里的牛也要吃草,收割机收割后的稻草,牛是不吃的。几个人一直忙到晚上八点才算结束。自己自从上了高中之后,很少做过什么算是比较重的农活了,今天干这么久,觉得确实很累,而且全身骨头像生物实验室里石膏模型,碰一下就能碎的体无完肤。

    大婶笑话袁子文,大学生都受不了这样的苦和累,袁子文虽然想反驳,但明显底气不足,所以微笑着说没什么,不过大叔听了大婶的话之后,放大了声音说道:“年轻人这点活算什么,要是这点罪都受不了,长大还有什么用。放在三十年前,大集体的时候,那样没日没夜的干,那干脆就不用活了!”历史又开始追溯回几十年前了,这是大叔大婶他们,也是他们那一辈人,当然自己父母在内经常要提起的事情,袁子文突然想,如果年轻的时候不干点什么常人不能干或干不出来的事,老了都能被人看不起,也没什么可炫耀的。老一辈人教育下一代总是喜欢追溯历史,或许只有他们才真正明白以史为鉴的意义,而我们只不过只会背诵所谓的“以铜为鉴,可以正衣冠,以人为鉴,可以知得失,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。”

    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,对于老一辈人的这些教诲我们往往是不屑一顾的,我们甚至还要反抗,可是,越到后来,我们又会经常感叹当初要是听从他们的话该是多么正确,如若不然,现在的自己也不会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从内心里会冒出许多假设,但最终都要回到现实,如果说现实确有残忍之处,相信,不是因为它折磨着我们的躯体,打击着我们的梦想,而是因为它会让人会后悔,而这个世界,永远也不会出现后悔药,即便有,也无济于事,因为时间不允许,周围的一切事物都不会允许,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肯服下这样的药物。而时间,是天底下最公正的东西,尽管有时很残酷。

    大叔在院子里坐着,一边抽烟一边追溯他的过去,袁子文在一旁假装着听,二哥也在一旁听着,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,二哥看起来很淡然,因为从来没有上过学,又长年在家干农活,二哥很黑,虽然和黑猩猩相比,还算是白一点,他的脸上不能告诉我更多的信息。二婶和大婶在厨房忙自己的,大婶不时会让我给她拿一些东西,干点小事,譬如那热水瓶灌水,其实,袁子文也很累。

    半个月来,每天都是这么生活,慢慢的也习惯了,吃饭的时候,大婶向袁子文提起初次上大学的事情。

    大婶说:“那次你三叔没送你,回来的时候,你三婶说你三叔早晨五点就去了车站,根本就没看见你!”

    想到那会儿的事情,袁子文心里是很不高兴的,但过去这么久了,早已经不想提了,小声的答了声:“不知道。”也不知道算不算回答了,反正很多时候说话都是不用考虑是不是有意义的,只要不是没有反应就好,剩下的留给别人来说。

    二婶在一旁听了,说道:“当初你二姐也在家,当初就应该让你二姐送你的。你爸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你二姐在家。他打电话回来的时候,家里人担心死了!”

    二哥向来是重复二婶的话,不过改动几个字而已,然后吃自己的饭。

    袁子文心里当然明白,自己已经长大,不会有谁担心,只不过如果自己出了事故,他们害怕爸爸会和他们反目成仇而已。袁子文那时候也没想到二姐可以送自己,爸爸说三叔在城里住,而且是有文化的人,方便一些,袁子文也就没有细想,便答应了。

    大叔喝了一口酒,嘴里发出“嗤嗤”的声音,可能是白酒的度数太高了,然后放下酒杯,吃了口菜,低着头说道:“你三婶回来,说在老汽车站没看见你,你三叔早晨五点就在那等你,一直等到十一点多!”

    大婶说:“真是的?!你听她三婶说,八九点光明打电话的时候,是她婆婆接的电话,她婆婆说正明一早就去了菜市场。”

    本来袁子文对三叔说过第二天早上在新车站等他的,听了大叔的话,有些生气,像他们这样说,越抹越黑,到最后就不知道谁的话是真的。

    袁子文说道:“我前一天就跟三叔说好在新车站见面,老车站早就拆迁了,那还有什么老车站。我怎么可能在老车站等他。”

    二婶恍然大悟地“哦”了一声,说道:“不管怎么说,孩子那天让他送去上学,他三叔连个手机也不带,这就是做错了!”

    二哥高喊了一声:“他就是不想送!”

    二婶示意了一眼二哥,二哥低头吃自己的饭,但还是咕噜咕噜的说了一句:“说那多有什么用。”

    大婶说:“他三叔每天早晨在县城做生意,这样的话好几天都做不成生意,赚不到钱害怕自己花钱。”大婶似乎想起三叔家好多年前私吞了袁子文家一千多块的税款。

    大叔声音提高了说道:“那才蹊跷,他一天能赚好多钱!我一辈子也不想那个钱!”

    大婶见大叔提高嗓音,也不示弱的拔高声音说道:“瞧你说的,人家在县城里做生意,你以为都像你一样种着一点地,累死累活,吃力不讨好不说,还混不到什么!”

    大叔心里自然不舒服,但也没有再争执,而是小声的说了句:“我懒得跟你说,天天见到哪一个人就说别人赚了钱。”

    大婶放下筷子,对着大叔喊道:“你怎么不跟我说?!本来就是这个样子,难道我还说错了?真的呢?!”

    二婶见状,赶紧说:“真是的,这些有什么好说的,吃饭吃饭。”

    袁子文和二哥看了一眼,然后会意的一笑,各自吃着饭。大婶的气一时还消停不了,一直嘟哝着大叔无用,不比三叔家混得好的话,甚至自家的左邻右舍也难以幸免遇难。大叔是真的懒得说了,自顾自的喝酒吃饭,大婶见状,语气也渐渐沉下去了许多。

    二婶在一旁问了袁子文爸妈在外过的怎么样之类的话,袁子文也是模棱两可,毕竟他一直在学校里,不是特别清楚,突然之间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。吃过饭后,几个人在一旁闲聊,看电视,不多久都回家睡觉了,因为都很累。临走的时候,大婶不忘说一句明天早起到她家吃饭的话,后来是早起先干活,然后回来吃完饭继续干活。

    十几天在家,除了给大叔他们干活,剩下的日子就是自己待在家里看书。时间这么长,突然拿出课本觉得很不适应,没看几篇纸,就抬头这里看看那里瞅瞅,或者在门口伸伸懒腰,然后发一会儿呆,或者打几个呵欠,连眼神该往哪里放都觉得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。一会儿又回到书桌前翻书,一目十行,然后换一本,不到一小时看了三本,效率虽高,可惜只是速度,心里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,总觉得没有记住任何东西,有种莫名的恐慌和烦躁,手足无措的感觉。

    晚上爸爸打来电话,问及了这几天的生活,袁子文都如实回复,也不忘说一句一切都好。爸爸说应该抽一点时间去姥姥家看看,想想自己这回放假是真的没什么闲心了。袁子文答应第二天去姥姥家,顺便住几天,然后去学校。

    走的时候,我依然把钥匙交给了邻居的二叔家。

    说实话,袁子文非常不喜欢去姥姥家,因为麻烦的事情很多,路程虽不是特别远,但是好长一段路是山路,跟八路军那时候和小鬼子打游击战似的,坑坑洼洼的山路,还要注意是不是路边会突然出现一条水蛇。水蛇倒不是很可怕,只是一个人走在狭小的山路上,杂草丛生,总是会想着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更可怕的东西,不禁全身毛骨悚然起来,也不由自主的加快了脚步。中间一段路程是柏油马路,走到了街上,心想终于可以打车了,一下子轻松不少,但是天气似乎不怎么好,阴沉沉的。人心情不好的时候,什么事都会变得不顺心,走的时候,从背包里拿下几件衣服,才知道钱包仍在衣服里了,手机也停机了,当时越想越生气,怎么办才好!一咬牙,几十里的公路,连跑带走,终于在中午十二点半赶到了姥姥家,自己不仅什么都没买,临走的时候还向姥姥拿了五元钱,为的是坐面包车去县城。

    姥姥七十多岁了,一个人在家带着几个寸把高的小孩,才几天,袁子文就有些受不了那些孩子,好歹算是熬到了开学。

    昨天晚上,袁子文打电话给了二婶,第二天早上七点的时候,袁子文打车去县城,天气和自己到姥姥家时一个样子,只不过那天没有下雨,今天倒是灰蒙蒙的飘着几滴,像上吊的女人。二婶在车站把钱包给袁子文送来了,袁子文看了一下时间,此时已经九点了。与二婶匆匆话别之后,赶紧进站买票,二婶嘱咐让袁子文不要急,可是,时间不允许自己不急。

    坐上车的时候,爸爸打电话说今天是袁子文生日,袁子文苦笑了一阵。挂断电话后,车已经开出好远,由于已经在高速公路上,速度也快了许多,周围的树木、村落急速的后退着,又似乎在拼命的追赶着,一样阴暗的天,人也跟着疲惫起来。